男子形婚骗拆迁款被公诉庭审实录：这类弄虚作假行为真的会坐牢

2024年4月，浙北某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里，32岁的陈默（化名）站在被告席上，指尖反复搓着起诉意见书的边角，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：自己和对方是在民政局正经领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，怎么就成了诈骗拆迁款的被告人？坐在他旁边的共同被告林晓（化名）更是全程低着头，这个在本地某外企做财务主管的女生，本来是想找个形婚对象应付家里催婚的同性恋者，当初以为只是“顺路帮个忙、领个证”还能拿10万块辛苦费，怎么就成了诈骗案的共犯？

时间倒回2021年秋，陈默家所在的城中村贴出了拆迁公告，安置补偿方案写得明明白白：按照拆迁冻结节点的在册户籍人口算，每位符合条件的村集体成员能获得80平安置面积+22万现金补偿，已婚配偶如果把户口迁入，可享受同等安置待遇。算完账陈默动了心：自己当时刚和交往3年的前女友分手，本来就被爸妈催婚催得头疼，要是能赶在人口冻结前把婚结了，凭空就能多拿近120万的补偿，相当于少奋斗10年。也是巧，他在本地一个形婚互助群里认识了比他小3岁的林晓，对方当时正被爸妈逼着相亲，想找个互不干涉的男性形婚，逢年过节配合走亲戚，不用同居、不用有经济牵扯。

俩人一开始谈的条件完全符合常规形婚的逻辑：领证但不同居，各自的私生活互不干涉，每年春节、中秋配合出席对方家的家庭聚会，婚后财产各自独立，等过个三五年双方都找到合适的时机就和平离婚。但聊了不到半个月，陈默把自己家要拆迁的事说了出来，跟林晓商量：反正咱们本来就要领证，不如赶在户口冻结前把证领了，你把户口迁过来，等拆迁款下来我给你10万“感谢费”，你不用出任何力，配合拍几张入户核查的照片就行。林晓纠结了三天，想着反正要领证，白拿10万块钱也不亏，就答应了。俩人没办婚礼，甚至没给对方买过一件超过200块的礼物，领完证当天就把林晓的户口迁到了陈默家的户口本上，之后的3个月里，俩人一共见了4次面，每次都是陈默喊林晓回家里，拍几张一起做饭、一起在客厅看电视的照片，应付拆迁办的入户核查。

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拆迁办的核查比想象中严得多：工作人员入户时发现，林晓根本说不出陈默对什么食物过敏，连家里的wifi密码都不知道，主卧的衣柜里全是陈默一个人的衣服，连一双女士拖鞋都是临时拆了包装摆在门口的。更巧的是，有同村的村民举报，说陈默根本没对象，是找了个人假结婚骗补偿。公安立案后调取的证据直接把俩人的“假结婚”事实钉得死死的：领证后半年里，林晓的外卖地址、快递收件地址全在自己和女朋友租住的小区，门禁系统显示她一共只去过陈默家6次，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2小时；俩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，没有一句情侣间的日常对话，全是商量“下次核查要准备什么道具”“10万块钱什么时候打给我”“户口什么时候迁走”的内容，甚至还有俩人分别和自己伴侣的亲密合照。算下来，俩人试图套取的安置补偿总金额达116.7万元，已经达到了诈骗罪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量刑标准。

多数人对形婚风险的认知，连及格线都没到

庭审现场，陈默的辩护律师提出，双方是自愿登记结婚的合法夫妻，哪怕结婚动机不纯，也属于民事层面的婚姻关系问题，不构成刑事犯罪。但公诉方出示的证据链直接推翻了这个辩解：法律确实保护经登记的婚姻关系，但如果缔结婚姻的核心目的是虚构身份关系、隐瞒“无真实共同生活意愿”的真相，套取属于公共资产范畴的拆迁补偿款，就完全符合诈骗罪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”的构成要件。很多人以为“领了真证就不算假”，实际上婚姻只是形式，只要行为本质是为了骗取公共利益，哪怕有结婚证这层“合法外衣”，也逃不过刑事追责。

这也是很多考虑形婚的人最容易踩的第一个认知误区：把形婚的“形式合法性”当成了所有行为的挡箭牌。常规的、出于应对家庭压力目的的互助形婚，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套利、不侵犯第三方权益，本质上是公民对自身婚姻权利的处置，法律不会主动干预；但一旦把形婚当成套利的工具，试图用婚姻身份套取购房资格、拆迁补偿、生育津贴、低保福利等公共政策赋予的权益，性质就从“私人选择”变成了“违法犯罪”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很多人在形婚初期根本没有风险意识，一开始只是想找个人应付家里，聊着聊着就被对方提出的“好处费”打动，觉得“反正都要领证，顺便赚点钱没什么”，完全没意识到只要参与了虚构材料、配合核查、分取利益的任何一个环节，就会被认定为诈骗共犯，不是“我没拿钱就没责任”。

第二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风险，是形婚关系里的边界感一旦被利益击穿，根本没有“全身而退”的可能。就像本案里的林晓，她一开始的诉求非常简单：找个人形婚应付爸妈，安安稳稳和自己的女朋友过日子。但她从答应陈默“配合迁户口拿好处费”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把自己的人生主动权交了出去：她不知道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起点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不知道有了刑事案底之后，自己的财务工作会直接丢，不知道案底会影响自己以后考公、出国，甚至影响近亲属的政审，更没想到本来约定好“互不干涉”的形婚关系，最后会把自己拽到被告席上。很多人在形婚时连最基本的书面协议都不签，全靠口头约定，微信聊天记录里全是商量怎么钻空子、怎么分钱的内容，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没什么，一旦出事，全是直接把人送进监狱的核心证据。

第三个隐性风险，是很多人对“法不责众”的侥幸。陈默在庭审里说，村里之前也有几户人家是赶在拆迁前结婚把户口迁进来的，“大家都这么干，为什么偏偏抓我？”但实际上现在的拆迁核查、政策资格核查早就不是以前“看个结婚证就行”的模式了，公安、民政、住建、社保、社区的数据是全打通的，你有没有真实共同生活，看水电缴费记录、快递外卖地址、门禁出入记录、银行资金往来、甚至手机信号的常驻地信息，一查一个准，根本不存在“天衣无缝”的造假。

形婚不踩红线的实操底线：从一开始就把边界焊死

很多人看完这个案子会觉得“形婚太危险了，干脆不要碰”，但实际上，只要守住合法的边界，形婚作为部分群体应对家庭压力的选择，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，真正危险的是没有底线的越界。

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在和形婚对象接触的最开始，就把“绝对禁止的行为清单”列出来，作为沟通的第一前提。这份清单里必须排在第一位的，就是绝对不能利用婚姻身份套取任何公共政策福利：包括但不限于拆迁补偿、限购城市的购房资格、生育津贴、低保待遇、人才引进补贴等等。沟通时不要怕得罪人，完全可以直接把话讲透：“我找形婚只是为了应付家里的社交需求，所有需要虚构共同生活事实、钻政策空子的事我都不会参与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打算，我们就不用浪费彼此时间了。”如果对方在沟通中提出可以给“好处费”让你配合迁户口、交材料、应付核查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明确拒绝，并且留存好相关的聊天记录，不要为了几万块钱的小利，把自己变成刑事共犯。

其次，所有形婚的权利义务约定，一定要落在合法的书面形婚协议上，最好配合婚前财产公证。很多人签的形婚协议之所以无效甚至成为违法证据，就是因为里面写了太多涉及规避政策、套取利益的内容。合法的形婚协议不需要写多么复杂的条款，只需要约定三个核心维度的内容：一是人身边界，比如双方不同居、不干涉对方的情感生活、不强迫对方发生性关系、配合出席家庭活动的频次、时长和对应的费用分摊规则；二是财产边界，明确双方婚前财产的范围和归属，婚后各自的收入、债务归各自所有，离婚时互不主张共同财产分割，也不要求对方承担任何扶养义务；三是退出机制，明确什么条件下双方必须配合办理离婚手续，如果一方恶意拖延不离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协议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和“套取利益”“政策规避”相关的条款，否则不仅协议无效，还可能成为违法的直接证据。

最后，一定要在形婚的全过程里留好“无共同生活合意”的合法证据，避免被对方的违法行为牵连。比如平时和形婚对象的聊天记录不要随便删除，涉及对方提出违法要求的内容一定要明确拒绝，不要在任何虚假的居住证明、收入证明上签字，不要随便把户口迁到对方的房产名下，尤其是涉及拆迁、福利分房的节点，更要慎之又慎。很多人觉得“既然选了形婚就要互相信任”，但信任的前提是边界清晰，一旦对方动了歪心思拉着你违法，这些留存的证据就是你证明自己没有合谋的最有力依据。

形婚长期平衡的核心：永远不要把婚姻当成牟利的工具

回到陈默和林晓的案子，在最后陈述阶段，陈默说自己本来想拿到拆迁款就换个大点的房子，找个喜欢的人好好过日子，现在不仅钱没拿到，还要面临刑事处罚，连爸妈在村里都抬不起头；林晓更是哭着说，自己本来和女朋友约好等形婚满2年就和平离婚，一起去国外登记结婚，现在工作丢了，女朋友也走了，留下案底之后，这辈子很多路都被堵死了。俩人从一开始“各取所需”的形婚搭档，到最后站在被告席上的共同被告人，本质上都犯了同一个错：把本来用来“减压力”的形婚，当成了“赚快钱”的工具。

其实不管是哪种模式的形婚，想要维持长期的平衡，核心从来不是“演技有多好”“配合有多默契”，而是两个字：边界。这个边界既是生活上的——不随便介入对方的真实情感生活、不随意牵扯对方的私人社交、不模糊双方的财产界限；更是法律上的——不碰公共利益的红线、不做违法违规的事、不把婚姻身份当成牟利的筹码。很多人总觉得“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”，总想着靠一点小聪明钻空子，却忘了刑法里的诈骗罪条款从来不是摆设，那些你以为的“无本万利”的好事，背后早就标好了你承受不起的价格。

我们从来不会一味反对成年人基于自身需求做出的形婚选择，但必须提醒所有考虑形婚的人：你可以选择用婚姻的形式给自己换一个更宽松的生活环境，但永远不要忘了，所有选择的前提，是你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是你不会为了一点短期的利益，把自己和对方的人生都拖进深渊。毕竟形婚的初衷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轻松，而不是为了赚快钱把自己送进监狱。